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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江南重赋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自江南发达以来，历朝江南无不重赋，谁叫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呢。

江南究竟是哪里，尝为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其中苏松扛把子，肩挑半壁江山，据洪武二十六年记，以不到2%的田地上交全国近14%的税粮，占每年江南上交税粮的56%-57%。

江南重赋历来众说纷纭，综合理解有下：

顾炎武曾书《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和《官田始末考》二文，认为明初重赋来源于官田的不断扩大，据《明史食货志》：”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

官田大行始于南宋末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本质是与官僚大小地主争利，挽救南宋中央财政问题，中国古代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可以之一）就是确定户口丈量土地，隐瞒户口田产是逃避赋税的基本手段，与土地兼并（兼并而不是买卖）相辅相成，成为历朝历代的丧钟。南宋未能达成经界，宋理宗也是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同意实为运用中央集权机器强行夺回土地所有权的公田法，该法暂时缓和了中央财政问题，但因触动各阶层利益而矛盾激化，直接促使贾似道垮台。

蒙古人接手江南后（忽必烈汉化功不可没），因为陆秀夫背着南宋皇帝赵昺跳了海当然乐得去海里炫耀（此句大不敬胡扯），放任汉人地主集团搞事，以汉治汉，由于元政权疆域广阔，南粮北调及漕运成为主要的政治经济工程，带来了元代辉煌的海运和灿烂的文化交流，但背后是江南重赋与沉重的海运劳役，元定船户，因吏治腐败（政府不管），出海死人风险极大，船户生存艰难“到此极矣”。由于元廷北方人口增长、官僚增加、军事开支庞大，南粮北运逐年递增，松、嘉、平靠近港口，累年重赋。江南虽然人杰地灵，也靠不了放卫星产粮，上述南宋官田成为元代官田的主要来源已不够，元政府即籍没海运大户田产，又不够，则强夺私产，造成权贵大肆掠夺江南田地，大都繁华，水利则不修，只顾对江南地区涸泽而渔，劳役无生、钱钞贬值，船户纷纷破产，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由此加剧私盐与走私贸易（如方国珍集团）。元末江南起义如火如荼，战斗力强劲，是综合底层民不聊生（卖身造反），地主集团民族矛盾与愤南北不均（出钱造反），综合而成“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心态，我们南方人从没如此能打过啊！（这一句也是胡扯不要信）。

元朝的漕运危机也为明初政治留下深刻的警惕与阴影，罢海运成为共同的政治认识。民初继承元代官田，交“泰半之租”，同时籍没原大周张士诚极其部下田产。苏、松、嘉、湖乃张士诚大本营，坐拥巨富，流行的说法是朱元璋迁怒该些地区支持张士诚，故施以重赋，但事实情况未必完全。《明史》记“乃藉众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即政权直接越过中间食利阶层向农民派田收租。但“众豪族及富民田”究竟为张士诚之直接Support还是扩大化，就很难查究了。

前文所述的苏松重赋，即来自于大量的官田，其中松江八成官田、苏州六成官田，自然成为江南赋税的扛把子。这是继承前朝官产、打击敌对势力、拆散土地兼并、掏空豪强和中间利益层的结果。结合洪武朝三十年孜孜不倦对户籍及土地丈量的坚持，中央对该地区实际控制和财政收入达到了顶峰。

另外再谈一笔明初对经济作物收税范围不大，对于盐铁等更不太限制专卖，这是治理思想上对宋大肆专营的反省。江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想不富都不行，商品经济起来之后，商税根本收不上来，再加徭役破产白银流入，中央财政问题促成了一条鞭法的诞生，商帮白银帝国风行至清。

虽然我等不学无术者看史总不免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感，深感各种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造成的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各种自上而下的痛苦和挣扎，但其实最恰当还应该是元老张的话“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